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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友义: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
中国网    | 发布时间:2017-08-25 11:22:34

  时间:2017年8月9日15:00 嘉宾: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黄友义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日前召开的第五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接收《中国访谈》作者专访,详述了自己对翻译与对外传播的关系的看法,介绍了中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进展情况,提出中国要建立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观点。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

  日前,第五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烟台召开,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翻译与话语体系和对外传播的关系,以及中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等相关话题,我们特别采访了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一个是传播能力,一个是话语能力,您觉得这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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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在第五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接受《中国访谈》作者专访。(董宁 摄)

  黄友义:我觉得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话语体系,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我们面对的国际体系是什么。我们进行对外传播,我们传播的对象不是中国人,是海外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外国人,他们所熟悉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我们必须研究。我认为这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经常我们会说,我们说的话好像外国人听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他的话语体系。简而言之,我认为我们面对的西方的话语体系是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冷战期间形成的一种话语体系。如果你看看《一九八四》,你就知道了。而我们中国人习惯常用的表达方式,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早已经被他们贴上了黑的标签,他不相信的。那如果你了解了它的话语体系以后,你再提高自己的传播能力,你就有针对性了。所以,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工作,这两个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知己知彼嘛,你要了解别人,然后再提高自己的传播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要同时关注、同时抓。

  中国网:这个是不是就需要我们外宣工作有一个新的思路呢?

  黄友义:我觉得新的思路,我个人看,首先要深耕,就是深度耕作。最新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5月底,白宫一位官员——英文是“communication office director”——辞职了。当时我们一般都给它解释为——我看了很多媒体的报道——解释为“白宫通信”或者是“通讯办公室主任”辞职。你从字面上理解,会认为他是一个技术官僚。然后7月21号,特朗普任命了新的主任,任命他的主任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不服气,马上辞职——是新闻发言人。然后我们这个报道当中,把他新任命的主任这次增加了两个字,叫“白宫通信联络办公室主任”。这个我认为就是没有完全搞清楚、搞透美国的对外传播体系。美国白宫里头是两个部门管宣传,一个是在幕后管理新闻,搞策划工作的,搞新闻管理的,它叫communication office,这是一个正部级的机构。所以,我给它翻成“美国的中宣部”,或者是美国白宫的宣传办公室,或者叫传播办公室。它跟美国的这些大的媒体打交道。咱们回想一下,比如说美国报道一个国际问题,报道关于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它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同一天发出同样的声音?谁在管理着它们?它们这些媒体隶属于不同的大的财团,或者是倾向于不同的党派。它们怎么在报道中国的时候、骂中国的时候那么一致呢?谁在管理它?就是communication office 。因此要理解美国是有一个宣传管理部门的,同时还有新闻发言人。这两个部门有协作,有协作有时就有冲突,所以这次任命了新的传播办公室或者是宣传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就不干了,他不服气。

  我觉得首先要深耕。

  第二,要下沉。今天很多人也谈到了,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有的人讲精准宣传,语种的问题,各国对中国的认识问题,各国对中国和它关系的关注焦点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说拢总的对外宣传,这是做大的战略,但是在宣传的时候一定要有国别。预研也非常重要,所以我管它这个叫下沉——你要了解当地老百姓的关切。比如我们经常说中国“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这个大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那国的老百姓理解共赢是什么?是你和我政府打交道,实行安全上的共赢呢?还是你能够带来做生意的机会呢?另外一个下沉,你要回答各国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在非洲卖的很多小产品,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他的钱有限,因此他愿意买便宜货。我们的便宜货质量比较差,比如说塑料盆、塑料制品,都是回收塑料做的,一两年它自己就碎成碎片。非洲人经常问我,说你们对我们是实行了一种歧视的政策,你们卖到非洲的东西全是次品,你们派到非洲来的人都是坐过大狱的。你看,这就是非洲人对我们的关切,不能说他是胡说八道,因为他生活当中有体会。根据这种情况,你要跟他讲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人有不同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共同找出一个提高的办法。我们自己也经历过买便宜货、次品用不长(的阶段),现在我们的工业化提高了,我们的产品质量提高了。我们最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所以,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要讲好中国故事,要下沉。

  第三个观点我管它叫扎根。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不能什么事情都从北京一个地方发音,我们的媒体强调提高传播能力,传播能力就是我们的人要到当地去,像中国网就在英国、拉美,外文局在世界各地都派驻一些人。这些人要了解祖国的政策,要熟悉当地的文化,比较深度地了解当地的舆情,而且当地最熟悉的话语、语言表达方式,你外语要好。因为经常媒体采访你,只给你十秒钟,问你一个问题,你吭吭唧唧,还得用中文思考,再转化成外文,机会就错过了。所以,要有一部分中国媒体人在当地扎根,这些人也可能是专业媒体人士,更重要的,将来这些人应该是中国在当地的外交官,中国在当地的商业人士。这事难做到吗?不难做到,我已经看到中国的这种苗头,就是中国现在出去的中青年这些人,外语水平都比较好,有些人就是在国外留学,然后就参加了中国当地的机构、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媒体。这些人的双语能力都很强,他在当地的时间又比较长,他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所以,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还要加大努力。

  中国网: 我们现在做外宣工作,有时候面临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这么多的政策,包括我们的现状等等,有时候在国际上传不开,有些时候也说不清或者别人听不懂。您觉得这背后是翻译的原因,还是我们传播内容上就有些问题呢?

  黄友义:你问的问题非常深刻,非常难答。我认为两者都有。

  首先我们现在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容易被我们自己的知识所局限,我们的知识是什么呢?来自于中央文件。因此,不自觉地就给人家背起中央文件来了。这个中央文件里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我们一看就懂,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一看就懂,老外没有受过中国政治教育,他不懂。有很多词汇,比如说我们要强化党内的政治生活。我们要从字面上去翻,老外是不懂的。但是一般翻译,他的任务就是中文是什么我就给你翻成什么,所以翻译也没有错。外宣难度大,就是我们现在着重抓的,要更加有针对性的这种翻译,通过翻译解决政治话语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外文局做的事情,翻译协会、中国翻译研究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组织一帮中外专家在一起研究,怎么样能把这些中国人理解起来都困难的政治话语,表面是翻译,实际上是语言体系转化成外文。给你举一个例子,咱们说介绍中国历史离不开讲最近六七十年的变化。1949年建国以来到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你看咱们的文章是这么写的。你要直翻,外国人怎么理解呢?革命:枪、炮、打、杀,而1949年到1956年,咱们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阶段是指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个你就不能翻成revolution,你要翻译成transformation,老外就懂了,你夺取了政权,共产党执政了,进行了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一种改造,建立起来了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文明明是“革命”,英文翻译成了“改造”,你说是翻译的问题呢,还是政治话语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就是我们说的话要让世界70亿人听得懂。13亿中国人没问题,57亿人也要听得懂。(这57亿人)是对中国文化没有背景、对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不了解,他听不懂那个话。所以,我们说话就要考虑到人家的需求。如果我们不说1949年到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人家就听懂了。

  所以,我们说话、办事、传播的时候脑子里一定要有57亿外国人,这些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几乎是零,你怎么让他听懂。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做起,建立起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但是你怎么做?也离不开翻译,因为我们怎么说也是中国文字、中国的话。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在第五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接受《中国访谈》作者专访。(董宁 摄)

  我们面临着别的英美国家没有的挑战,因为他们是英语的体系,英语是他们的母语。所以,还面临着一个翻译的问题。翻译尤其是时政类的,就不要是字对字的翻译,而是翻译字里行间的真实意思。

  从两头吧,我觉得相向而行,从中文表述上你要考虑到外国人的需求。翻译这个阶段,是要在两种文化当中架起桥梁。如果说中文能解决,不需要翻译了,这个不存在,因为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话,我们的基础是5000年中国的文明,所以翻译环节在对外传播当中永远要发挥一个积极主动的作用。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我们面对世界讲中国故事的时候,翻译不能是字对字的翻译,因为翻译学外语,他就了解两种文化,因此我给他简单地说,积极主动地去翻译,那就不是被动地字对字,你要通过你的翻译,实现文化信息的转换,而不是文字的转换。

  中国网:您认为政治话语翻译研究在对外传播当中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黄友义:非常重要。过去外国人不太关心中国的政策走向。中国经济规模大了,对世界影响太大,所以,外国小商小贩,比如办个小旅行社,中国政府的什么政策他非常关心。也就是说,外国人现在特别关心中国的时事政治,想了解中国的政策。因此,政治话语体系的传播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了,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全球治理,就得设置议题,你就得在政治理念上、全球管理上,你能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方面我觉得任务是越来越重。而这方面的传播需要创新。比如说我们要提出一种新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我们中国人都懂,外国人能不能懂?如果不能懂,我们是不是换一种方式?所以在今年全国政协会上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中国的重大理念的提出,在正式表达之前,最好请懂外语的人参与,看看这样表述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怎么样能让外国人理解,我们可能就要换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网:从中文上就要换?

  黄友义:就要做一些调整,一定要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要理解,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独有的一种方块字的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引经据典,我们一听就懂;吟一句古诗,我们就知道要表达什么。这些信息对外国人来说太难、太高深。他不懂中文的情况下,他无论如何难以理解我们的真实意图。这也是一种精准传播,一定要针对他的理解能力、他的思维习惯来增加我们的表述,这样我们时政类的表述才能够更有效果。比如说咱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我经常就想跟外国人简单说说吧,可是我要照本宣读我们的公报,我找不到特别精准的文字表述,我跟他说了他也未必懂。所以,我非得先看懂,想办法从这里边摘取一些他能理解、对他有用的、跟他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来跟他传播。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将来重大的政府文件,一个是要实现同步传播。另外,我们同步传播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外国的需求。有些甚至可以出不同的版本:这个版本就是党内干部学习的,另外一个版本比如缩写本,是针对外国人的,把这部分翻给外国人,让他了解我们的基本精神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需要创新的。只有创新才能让我们的对外传播更有实效。

  中国网:您认为我们的对外话语和对内话语,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还是说您认为我们应该打通内外话语体系呢?

  黄友义:最好是打通内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你一个中国人发声的时候,你一定要想着世界上70亿人,这会儿你发声的时候,你又回答了13亿中国人的问题,又回答了57亿外国人的问题,应该建设这样一种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就是国际性的,就是融通中外的。但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探索各种方式,一个是你讲话之前请翻译、语言专家进来参与。我们形成一种完全国际化的话语体系,中国人也听得懂,外国人也听得懂。这个事情应该继续探索,同时解决当前急迫的问题。比如说他要了解“十三五”规划,这些是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针对这部分人,你可以出一个简写本的“十三五”规划,比如涉外的经济他可能更关心,或者是涉及到外国人来华投资的这部分,他能赚钱的这部分他特别关心,把这部分压缩一下给他。比如说习近平讲话,里边讲到的一些基本观点,对历史的回顾,共产党90年来历程的回顾,强调了八个“不忘初心”。另外这里边也讲到了在国际上要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开展国际交流,继续开放。像这些里边的精华观点,我认为目前阶段最好是经过压缩,提供一个缩写本端给老外。

  将来,随着中国的强大,随着国际对中国的关注度的深入,也随着我们讲话更加国际化,我们要做到一讲话的时候我的问题就能回答70亿人,而不是13亿人的问题,那会儿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讲一套就可以了。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因此现在还要有不同的套数来应对目前的需要。

  中国网:我们中国国内对于政治话语翻译的研究,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水平?

  黄友义:你要是回头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过去,比如说我做翻译,管他懂不懂呢,管我理解不理解呢,我即使完全不理解,也照着中文硬翻。这是过去,被动(地翻译)。现在,大家在积极探索,大家翻政治话语体系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我们中国的表达方式,外国人能不能懂。比如“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都明白吧?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进入更难的阶段,所以我们叫“深水区”。英国人理解不了,英国人说深水区是必死无疑的一个地方。这时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换一种表达方式。但是目前阶段是刚刚开始,研究的人还不够,参与的面还比较窄,得到的关注还需要扩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全党动员,既然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党,既然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为自己、为中国的发展打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不是少数从事外宣的人的任务,也不是少数翻译的任务,应该全党、全民来重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才能锤炼出一种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

  中国网:我们知道,中国翻译协会要成立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不是就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黄友义:对,实际上是对刚才那个问题的继续,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开始关注了呢?就是社会的确关注的人多了。过去比如教新闻的老师,侧重于国内。教外语的老师,研究翻译的老师,侧重于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这个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需要了,所以大家相向而行,教新闻的更注意不是光对老百姓讲话了、传播了,要对外国人传播了。搞翻译的人,现在已经不是忙着翻译外国文学了,是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管理、社会治理理念转达出去,所以大家就凑到一起了。这是一种创新,这也是一种应运而生,这样就有更多的具备两种文化背景的、了解至少有两种语言基础的人,在一块儿磋商,我们怎么样把话语体系的研究深入进去;同时也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人才培养,在话题设置,在语言表达方面,大家一起来探讨。实际上我说这是一个推进器,怎么样让我们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提高得更快。对外传播能力——现在我们差的不是设备,我们差的是软件,是思想,是表达能力,是解说、讲述中国故事的讲述能力。

  中国网:好的,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作者:孙婉露;摄像/后期:刘凯;摄影:董宁)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 编辑: 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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