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于重庆南坪某小学二年级的依依，今年8岁。最近，她向父母提出了要一个智能手机的要求。原因在于，班上有智能手机的同学都加入了一个群，他们在群里发红包、抢红包，没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因为无法加入红包大战，就很容易被孤立。父母虽然不情愿，也拒绝了女儿买苹果智能机的要求，但最终还是花了800元给孩子添置了一台智能机。

　　心理学教授周小燕也表示，虽然不赞同给小孩添置智能机，但为了孩子能融入集体，还是要买。言外之意，这是一种不得已之举。100年前，孙中山形容民主潮流是“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今天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红包，大抵可以算作一股世界大势。

　　《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曼在描绘电视媒介普及开来的效应时，提到过电视节目的智商标准会维持在10岁左右的孩子水平。这一情况将会带来的后果有两方面，其一是长期收看电视人群的智商下降，其二是10岁左右的孩子在长期看电视后就能有效理解成人的世界。与数十年前电视的普及类似，今天的网络普及度大大超过了当年的电视。上网的智商要求也比看电视的要求更低，由此也将会带来类似的效应——— 网民的不断浅薄化和低龄孩子的早熟化。

　　重庆二年级小朋友依依和她的同学们，就是这样一群在网络冲击下的“早熟群体”。发红包、抢红包，这些原本只属于大人针对小孩的行为，已经演变为他们内部的新型社交模式。依依告诉爸妈，班里同学考试拿了前三名必须发红包，否则就没有人跟那个同学玩了。可见，红包的威力已经很大，大到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情商。考得好是高智商，但如果不会发红包，那就是低智商，这样的评判标准，想想也是很可怕。

　　从家长到老师，再到专家，面对红包浪潮席卷孩子的态势，似乎总体上都是一种消极态度。不过，这种消极态度往往包含着一种成年人的自负。发红包不是好风气，担心孩子乱发，担心红包影响学习等等，这些后果在成人世界中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背后的原因，恰恰是自负的成年人很少在低龄阶段接受过“自我管理的训练”，以至于在成年阶段遭遇红包，只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红包应该怎么发，如何发好红包，是被欲望牵引，还是能够商议出边界，孩子们应该获得锻炼的机会。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红包的遍布，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面对这种趋势，如果老师家长只是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累赘、危害，那么反而更加刺激了孩子们探索、占有的欲望。反过来，让孩子们充分接触，赋予他们自主的空间，鼓励他们制定出相应的规则，反而有利于孩子正确看待红包现象。

　　中国的大部分家长都在教育上陷入逻辑无法自洽的境地。譬如，父母都希望孩子走上社会之后不会被欺骗，但在少年时期的教育中，却又拒绝一切陌生人对他的问候。防骗技能不是一夜就能炼成的，这种基于实践的技能，只能在不断接触陌生人、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事实上，在如何处理发红包的问题上，依依所在的班级内部，已经制定了红包金额最大不超过6.6元的规则。这种自然形成的规则是非常宝贵的，对比老师、家长单方面的规定，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科技与互联网的普及是一把双刃剑。面对这把双刃剑，老师家长应该拥抱而不是隔绝，应该积极帮助孩子们去自主地学会调控、管理，而不是消极的焦虑或不知所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培养自我管理能力的机遇，家长们可别把孩子们的这个机会给破坏掉了。

来源： 南方网    | 作者：尼德罗    | 责编：邓一鸣     电子信箱：1840420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