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杭州三年“市长”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西湖治理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白堤”就是明证。但他做官时的“淡泊名利，为人正直”也是不遑多让的。有一则白居易“屡辞500绢”典故，笔者以为也非常“匹配”了其为文为人的盛名。

　　822年，朝廷命田布为宁远将军率军平叛。是时，在中书省任职的白居易受命前往田府宣旨。田布为表感谢送绢500匹，时值可谓不菲。但白居易谢绝了，田布私忖“面赠”可能对方有顾忌便派人送至家仍被拒，后田亲自上门送，同样未果。皇上了解前后经过后也认为赠绢没什么不妥，遂派人劝白收下，白斟酌再三还是坚辞不受并写下《让绢状》奏上：“臣家素贫，非不要物”。说自己宁愿固守清贫，也不能接受绢，否则是违规的：“制中诫云：一饭之饱，必均于士卒，一毫之费，必用于戈矛。今以五百匹绢与臣，臣若便受，则是有违制命”；同时，“臣食国家之厚禄......每月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因此“取其财，有所不忍”。朝廷上下得知后均感其言，田布遂把500匹绢捐为军饷——白的想法也严谨：一来自己有俸禄，二来国家有制度。白另有一轶事:离任杭州时，发现存有西湖天竺山游览时捡到的2块漂亮石头，觉得对不起天竺山、对不起西湖。如果人人都携石走，满足了“私赏”却损害了山美。石不值钱，可却玷污了名声，这与贪有何异？为此他写下诗句：“......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这被后人称为其“自警诗”。作为封建士大夫的白居易，可谓官场中的一股清流了。

　　从收入不多的白居易屡拒500绢引出了“官俸”一说。封建时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按级别领官俸称“正俸”。它是微薄的，但如有人把自己所拥有的权当做介质而放纵去“弥补”收入的不足，那么以“狗护肉、贼守金”充斥的官场腐败为嚆矢而引发的社会风气的“腌臜”，就不难想象了。宋仁宗时代“官腐”极严重，“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清雍正时官员除正俸外另有所谓的“养廉银”且远超前者，这便令心怀叵测者有了发财门路，于是乎贪欲大行其道，“上以贿求之下，下以贿献之上”成为官场“秘籍”，诸多冰敬、炭敬、节敬等更成了官场“灰色收入”；康熙时期的江西巡抚白潢坦承自己年入包括节礼50000两、漕规4000两、关规2400两、盐规10000两等竟达七万多两。有人统计州县官员所需敬送之条目：拜上司、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荐官员以及提拔升迁——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花头”之下，白花花银两的进进出出，“有政则有贿，无贿不成政；有政皆贿，以贿为政”也就成为清代尤其晚清官场的普遍态势。因此，类似“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泱泱景观”，也就见怪不怪了。

　　古代官场上类似“白市长”的人亦不少有：屡屡向皇帝“发难”要求对贪官“零容忍”的宋朝包拯、被福建漳州百姓悬挂牌匾“却金亭”以示尊敬感念的明代廉官赵佩、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罢官”的海瑞，还有顺治年间在福建任知县的以“贫而不贪，以贫为师”自勉且严管家人的李皭。诚然，封建士大夫们的“廉”“俭”所为，是有其历史局限的，但其洁身自好的品性，仍可衍生流传成为后人良好的借鉴。

　　有过百年淬火砥砺的共产党人，在道德和廉洁以及为民上理应远超古人。有写《清贫》的方志敏、车祸遇难时口袋里仅有几元钱的孔繁森、隐功埋名数十年的老英雄张富清等，但也有刘志军、苏荣、傅政华等反面典型。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谁镌刻于时代丰碑上，相信大家不会糊涂。这也说明了我们反腐大旗一直高举且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不断“自我革命”和“永远在路上”的反腐高压态势，同样也昭告了“中国式现代化”所期冀的璀璨和强大，是任何势力都打压不垮的。就此而言，“老市长”白居易屡拒500绢之类的“廉洁样本”所赓续蕴积的美德、政德，意义之深远，莫过于此！ 

来源：中国网    | 撰稿：路易 童昊 孙杰    | 责编：汪杰菲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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