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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立艺术院开启的“亚波罗精神”,谈艺术凝聚民族意志
发布时间 | 2023-12-07 10:01:30    

   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起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制礼作乐,不仅仅是一种典章文物制度的建设,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大手笔,包括了艺术、哲学与宗教等领域。

  西周以降,就文化精神之缔造来说,历代皆有损益。但不变的是,历史往往是由一般意义的文人士大夫书写与传播,而那些颇具社会学革命意义的“匠人”们——我们今天也叫做技术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处于长期被压制和漠视的地位。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中,几乎没有匠人或艺人的身影,他们作为第一线的创作者,影影绰绰,却归于静默。如果没有席卷全球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艺术家与工匠们可能至今还在遮蔽之中。

  在中国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震撼人、很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文艺思想,出现在延安与北京两次文艺讲话中,它们都直接告诉我们:政治和艺术以紧密同构的形式,在民族意志的凝聚与国家精神的塑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发端于意大利的近代文艺复兴运动是民族精神再造与凝定的先声。如果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思想家梅列科夫斯基的话来讲,那就是“诸神复活”。诸神的回归,在文化上首先表现为艺术“魂魄”的主体性觉醒。艺术的晋升作为新文化、新民族尤其是新社会意识形态崛起的一个重大标志,如同精神的电流一般,迅速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拉开了新时代的大幕。然而,文艺复兴仍还停留在个体的思想启蒙层面,还不足以成为全国家、全社会的一体化进程。首先将审美的启蒙与现代性推向一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是德国人。

  德国的现代道路有其特殊性,其一,相比英法而言,德意志深陷普法战争的泥潭中,迟迟未能完成国家地理与精神上的统一;其二,马丁路德之后,民族语言差不多觉醒了。于是,在这种政治未能统一,语言已经觉醒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诸多德语区的邦国凝聚为统一的民族国家,靠什么来建构、来塑造?德国思想家们找到的钥匙是艺术的阿波罗精神。从温克尔曼开始,经过莱辛,赫尔德尔、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一直到尼采。他们一致地把阿波罗艺术作为德国民族精神与主流文化的建设。

  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即国立艺术院,一直有着一个伟大的抱负与启蒙传统,即蔡元培先生 “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它其实是一种区别于德先生(民主启蒙)与赛先生(科学启蒙)之外的救国路径(艺术启蒙)。从德先生、赛先生到“艺术-美育”启蒙,是中国启蒙思潮三个阶段不断演进的产物。我们不妨以十年为界大体言之,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一种进化论思潮的传入,引发人们对古今之变的思索,标志性事件就是世纪初严复先生翻译并以桐城派古文注解的《天演论》,引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争议。第二个十年主要关乎东西方文化之争,其高潮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纷纷取法英法理性启蒙的思想材料,并积极介入社会革新洪流。值得注意的是,此十年德国启蒙思想的引入尚属匮乏,对启蒙本身也缺乏反思。

  第三个十年的标志是著名的人生观之论战,也就是科玄之争。这个论战就有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深度追问,换言之,开始对科学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现代启蒙产生怀疑。那么标榜新儒家、新宋学的玄学能替代吗?若只是想返本而深入人道的圆满,或许玄学派的理论已然足够:让人生与美学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关联,达到艺术化人格的终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然而,科玄论战中的艺术人文精神在民族国家的建设层面仍是前现代的、前反思性的。真正将艺术带入具体的启蒙实践与社会运动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所建立起来的国立艺术院和确立的国立艺术院亚波罗精神,是中国审美现代性与艺术启蒙的一面旗帜。

  由此,第三种启蒙的代表,亚波罗精神在第三个十年(1928年)登上了舞台。“来创造美、实现美,使人们由迷信的心变成爱美的心,完成人们的生活”是亚波罗精神的初心。我们知道,前两种启蒙在大时代的种种乱离中,最后中断了,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所判断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唯有第三种启蒙延续至今,无非是从个人的画室,师生的教室,即一个小小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地人间,我们从平湖秋月的岁月静好,到战火纷飞的西迁之旅。

  令人瞩目和振奋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及我们新时代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精神呼应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古典传统和回归人本的启蒙思潮,尤其对应着蔡元培先生立下根基,由林风眠先生和我们新一代的诸位艺术家们群体的劳作。

  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这个艺术家群体,是近现代以来唯一未中断的启蒙传统继承者。这个集体有着三重重要的文化身份:

  第一重身份是艺术的创造者,他们在艺术语言与艺术形式上展开深度的探索。虽然这已经及其可贵,但单单是这一类人物,那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吟风弄月没有本质的差别,还是困守一隅,就社会理想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还需要第二类身份,即艺术的命名者和解释者,他们能够深度理解时代与人心,为时代的艺术进行命名和解释。还有第三类人物,那就是传播和弘扬艺术精神的人,他们勤于书写,而且精力弥漫,行走四方,往往能够引发社会新思潮的激变,把艺术带进了最广大的人们的生活当中。第一类人可以理解为匠人、艺人,第二类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哲人、艺术思想家,第三类,我们可以理解为林先生所讲的,在时代的乱离中,能够“为艺术战”的那些战士。而这三重身份:匠人,哲人与战士,可以是同一个人,更可能是分工,是各自为战,但都是可以统一到了我们国立艺术院自建校之初,沿澜随波而来的亚波罗精神传统里面,关涉社会的新秩序与社会的新生。

  根据中国美术学院的95年之历史传统。我们也发现了,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画自由”——画出他们个人的生命理想与美学之梦,成就个人的艺术境界,同时,也要“画大悲”——有一种大怀抱,画出时代、家国、天下的命运与前景。这是美院第一代艺术家吴大羽先生的原话。他在晚年回答欧洲一个画廊采访时,画廊记者问何为艺术家的最高境界,吴大羽先生说:

  “前身曰画自由,后身曰画大悲。”

  春秋代序,日月辉光。时序已经流转到2023年11月10日,一个浪漫璀璨的黄金之秋,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之前的发源故地良渚,在全面建成启新的良渚校区里面,中国美术学院以“到源头饮水,与伟大同行”为主题,举行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大会,少长咸集,友道会晤,彼此畅谈世界文明之互鉴,深思与古为徒、兼能与古为新的人文艺术教育之大道。抚今追昔,堪为一时之盛事!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朱文信)

来源:中国网    | 撰稿:朱文信    | 责编:俞舒珺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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