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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红10号”的海上56天

       对于许多杭州人来说,“海洋二所”只是公交线路的一站,大部分人或许只是猜到,这是和海洋打交道的吧。

  而对于周建平来说,大海几乎是他第二个家。这位拥有15年海洋科考经历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在上月底刚刚结束中国大洋43航次第二航段的科考作业,回到杭州。

  这次,他在海上待了56天,即使是他,也差不多到了极限。

  作为本航段首席科学家,周建平带领着“向阳红10号”上的年轻人,共同破解大海的秘密。就像在故宫修文物的工匠,他们在海上的工作,同样枯燥、繁琐,同样需要专注、匠心,并且,对抗日复一日的孤独。

  到了海上,最想吃到绿色蔬菜

  “你为什么选择大洋科考?”

  面对记者提问,43岁的周建平指向身后一幅世界地图,“你看,我们的地球,70%以上被海洋包围,人类几乎已经可以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但是对海洋的秘密,我们还知之甚少。”

  大洋43航次,正是人类在解谜道路上又迈开的一步。周建平介绍说,我国曾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大洋43航次是第一阶段非常关键的一个航次。此次考察总航程预计2万海里,共220天,分5个航段执行。同时,我国自主研发的4500米级自主探测系统、深海中深钻机等一批精细勘探装备,也将在这个航次中接受检验,进入走向应用的突破阶段。执行任务的“向阳红10号”船,首次从浙江舟山母港出发,这既标志着浙江民营企业与国家级研究所合作共建的“向阳红10号”船走向远洋的成功,也标志着浙江具有了远洋大型科考船基地及保障能力。

  对于周建平的专业助理、80后王渊来说,“向阳红10号”上的甘苦,他已习以为常。比如,人们总想当然地认为,船上各类海鲜应有尽有,事实上,船上的饮食清淡而单调,都是便于长时间储存的肉和蔬菜,“刚开始还能见到绿叶菜,渐渐变成根茎类,最后就是各种冻肉了。”

  比饮食更难捱的是孤独。船只犹如移动的孤岛,他们面对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让这群年轻人“喜大普奔”的是,“向阳红10号”上,能够收发微信了。过去,和岸上的家人联络,只能通过电子邮件,一天只能收发一次。

  船上唯一的一位母亲,有个4岁的儿子,每当夜深人静,她都会悄悄地行走到船上开阔的地方,举起手机,试图接通视频看看儿子的小脸。但几十天下来,没成功过一次。她只好一遍遍地播放儿子发来的语音,东北口音的小男孩,在千里之外安慰妈妈:“干哈?我可乖了,你就安心工作吧。”

  一旦航行到作业区,就是不分昼夜的科考工作,睡眠稀少、排班密集是常态。高强度的工作以外,这些年轻人偶尔也会“放飞自我”:日落之时,霞光万丈为证,一个羞涩的小哥在众人撺掇下,对师妹表白,令他欣喜的是,女孩答应了;一位老师过生日,几位出海的学生,在甲板上用身体摆出“only you”,拍照传给老师当生日礼物;今年春节,队员们在船上包饺子,自弹自唱办“春晚”。

  博士毕业,为何还去海上“搬砖”

  很少有人知道,周建平一直晕船。不过,他能够准确预判每一航段的海浪将折磨自己多久,担任首席科学家的他,会在准确的时间,躲起来呕吐。

  15年里,他见证过许多队员不为人知的辛苦:一位吐得天翻地覆的队友,在甲板上匍匐前进,“爬”到设备面前,因为那种设备只有他懂调试;有队员得了急性阑尾炎,这种在陆地上简单的小手术,在船上却成了“不治之症”,只能靠随行医生开消炎药硬挺过去。

  这群年轻人大多思想单纯,并对海洋科研抱有浓厚兴趣。他们讲不出为科研奉献、牺牲这些大道理。在他们看来,因为兴趣选择相关专业,读到博士,再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越读到后面就越觉得,要是自己的专业知识浪费了,该多可惜啊。”曾参加过“向阳红10号”科考的廖时理说。

  毕业时,有开矿的“土豪”老板挖他,开出高薪,廖时理拒绝了,他的兴趣在更广阔的海洋。现在,每当亲戚朋友打听他的收入,总会惊讶。

  “这工作再辛苦,总要有人去做吧。”海洋物理博士王渊对此很豁达。跟随“向阳红10号”出海,他获得宝贵的热液硫化物区的调查数据,这让他兴奋不已。毕业时,他班上的女生没有一个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觉得太辛苦。但王渊觉得现在的大洋科考,已经比自己当年读硕士时好得多,那时一出海也要二十多天,音信不通,无法洗澡,“身上的味儿连自己都受不了”。

  出生于1988年的女博士沈程程,则是第一次上船,并且坚持了两个航段。母亲起初不同意,但沈程程知道,选择这份工作,出海是必需的。在船上,女生会得到相对照顾,但母亲仍然不理解:“你都博士毕业了,还去海上搬砖?”

  他们还面临着科研考评的压力。即使在海上被摇晃得七荤八素,有人抱着电脑,争分夺秒地赶论文。“出海一次,需要三四个月,等于陆地上的工作,都要压缩到上岸后的七八个月内完成。有时在海上待着也会着急,觉得真耽误事,但如果不去科考,哪来的实验数据呢?”王渊说。

  面对家人,他们总有太多的缺席

  谈到出海的最大难题,风趣幽默的王渊严肃起来:“最主要的,是出海后无法顾及家中的生活,无法尽到为人夫、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责任和义务。”

  廖时理错过了家里的装修。看到疲倦的妻子,他觉得那本该是自己承担的责任。

  周建平说,这些年,有人才刚结婚两天就被派到科考船上,有船员在预定的婚期回不去,和新娘子举行了视频婚礼。有个同事和周建平感叹,自己在妻子面前,总是说不上“重话”,永远感觉亏欠妻子,“他告诉我,一旦起了争执,妻子总是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我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哪里?’”每当这时,周建平总是庆幸,自己只错过了孩子生日,或者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

  如果队员有难以动身的特殊情况,周建平总是能通融就通融,他不忍心,年轻人在人生的重要时刻遗憾缺席。

  现阶段,周建平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责任。他习惯于每次出发和回来时,在朋友圈发上一条简单的“感谢大家的支持”。但一位同学忽然留言批评他:“你发这些煽情的语言有什么意思,你们在海上到底做了些什么”,周建平才意识到,他需要让这份工作更为人所知。

  “就像我们这次出海,实际和老百姓关系密切。大洋43航次与一系列的大洋航次一样,既为我国提供新的战略资源空间,也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保障,更是老百姓挺起腰杆的支撑。”周建平说。

  此次海洋科考,既标志着浙江民营企业与国家级研究所合作共建的“向阳红10号”船走向远洋的成功,也标志着浙江具有了远洋大型科考船基地及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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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2017-03-14 11:03:27